方翰民的话反映了红星制药厂基层职工的实际情况，却惹得总工程师老夏不高兴，为了平息夏总的怒气，他赶忙解释，说他丝毫没有贬低基层职工的意思。
这番解释安抚了老夏的情绪，却引得主管生产的王副厂长更加不瞒，“方翰民同志，你才来几天？红星制药厂建厂至今也有二十多年了，你嫌他们文化素质低，没有科学素养，没有这些基层职工，能有今天的红星制药厂吗？”
“王厂长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说基层职工全员素质有待提高，并不是贬低他们。”方翰民涨红着脸为自己辩解。
“行啦，你自己也只是临时工出身，现在有点地位了，就瞧不起基层职工，你这种思想意识是错误的！”
老王这样上纲上线，让袁厂长看不下去了，“你们就此打住吧，连思想意识都出来了，放在前些年，再往下说就要出麻烦了！我认为翰民同志的本意是好的，他并没想贬低任何人。基层职工为红星制药厂做出了巨大贡献，这是事实，但他说职工整体素质有待提高，这话也没毛病，因为此一时彼一时，以前能适应工作需要，并不代表他们也能适应以后的工作，一二车间现在采用的新工艺，如果不培训，有几个人能适应新的工作岗位？”
如果任由王副厂长和夏总唱双簧，在他俩的合力打压下，不仅会严重打击方翰民的工作积极性，红星制药厂的未来也将葬送在他们手里。幸亏有袁厂长主持公道，他的一席话，让老王和老夏不再跟方翰民喋喋不休了。
刚才的一幕显然跑题了，袁厂长提醒大家回归会议主题，“接下来，请人事科对富余人员的学习培训做出安排。”
人事科长老侯完全支持方翰民的设想和建议，他略加思索后说道：“我谈一下初步设想吧，为了满足全厂职工提高科学文化素养的需要，我建议成立红星制药厂教育中心，该机构在对职工开展正常教育培训以外，还可以为那些有业余学习热情或兴趣的职工提供帮助。当然，教育中心的首要任务，是为培训一车间的下岗职工提供服务。”
这条建议马上获得袁厂长赞同，“成立教育中心？这建议不错，基层职工的文化程度普遍较低，厂里可以适时对他们进行培训，除此之外，还可以开办夜校等业余学习班，采取自愿的原则，给那些有志于提高自己文化水平的职工，提供一个学习的环境。”
“成立教育中心的设想是不错，红星制药厂毕竟是好几千人的企业，除了满足职工正常培训的需要，还有一些职工想要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，厂里为他们提供这样一个场所，也算是尽到了责任。但是，无论职工正常培训还是业余学习，总得有教师吧？师资问题怎么解决？”老夏作为总工程师，他支持创办教育中心。
“这个嘛......，我还没考虑好。”侯科长被问住了。
方翰民在提出临时安置一车间富余人员建议时，就考虑过这个问题：“不管即将开始的富余人员培训，还是将来的教育中心，师资问题主要从厂里解决，实在没有资源，可以从社会上聘请。”
“厂里怎么解决？从社会上聘请，不需要花钱吗？”王副厂长总想安于现状，他认为这些事情纯属自找麻烦。
“说起来，即使不算已经退休的老科技人员，红星制药厂在职的大中专毕业生，好歹也有三四十名，可以通过人事档案，查到这些科技人员的特长，比如学生时代的数理化学习成绩，然后根据他们的特长，从中挑选出数理化教师。如果实在挑不出来，从社会上聘请一部分，我认为这个钱值得花，而且红星制药厂从哪儿都能省出这两个钱。”方翰民是技术科长，既然出席这次会议，该说的话他都想说出来。
“你让本厂科技人员去教书，手头的工作不干了？”
“据我所知，厂里的科技人员，工作岗位绝大多数都在机关办公室，手头真正有技术工作的，几乎没几个。大家都清楚，在机关科室的科技人员，基本上都在做行政工作，每天让他们给培训班或学习班讲一两节课，不算多么艰巨的任务，我们技术科就有十余名老科技人员，他们完全处于闲置状态。当然，为了鼓励讲课老师的积极性，厂里可以给予他们适当的补贴。”
“方科长这办法能解决大部分师资问题，但怎么给他们考勤呢？比如说，某人上午九点到十点给培训班上了一堂物理课，下课后他应该回到工作岗位，还是全天都不用上班了？”
袁厂长抢先说道：“当然要回工作岗位，每天上一两堂课就回家，那也太轻松了！为了鼓励他们备课上课的积极性，同意翰民同志的建议，给任课老师适当补贴。”
“培训下岗职工虽然是个好主意，就怕有些职工听不进去呀！大家要知道，这些淘汰下来的富余人员，都是些文化基础非常差的职工。”一车间主任苏文权不无担忧地说。
“听不进去也得听！反正不着急，大不了让授课老师讲的慢一些，使绝大多数人都能听懂。”
“问题是有些人天生就不喜欢学习，他们坐在课堂上，简直就是受罪，你让他怎么听得进去！”
袁厂长点了点头，“也许有你说的那种人，但你要给他们讲清楚，让富余人员接受文化课的学习培训，是他们待岗期间的任务，他们应该知道，完不成工作任务，会有什么后果？如果真有把学习视为受罪的人，那他就不适合待在生产岗位，而应该去当清洁工！”......
蒋国新和徐辉组织的培训考试结束了，根据新工艺的要求，部分不符合条件的职工被淘汰下来成为富余人员，共计三十七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