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一年，上海的秋天来得比较晚，已是九月的天气，行走的空气中还有层层温热，街上的梧桐、香樟和银杏树青黄参半，地上只有一些细碎的小黄叶。直到一场雨后，吹来的风不再夹杂着夏天的暑气，泛黄的叶子旋转着脱离树枝落到地上，铺满一地，偶尔有西风扫过，将人行道上的树叶卷起，高楼在夕阳下披上了金色的外衣，上海的秋天才真的来了。
沪东一条僻静的小马路上，一位作家踏着满地的碎叶，步履迟缓地走在人行道上，朝一家书店走去。
这里以前叫做“一街两坊”，是作家祖辈所建石库门街坊，也是作家的出生地，因此作家对此怀有特殊的情感，耄耋之年经常要来走动。如今“一街两坊”不复存在，连街坊后面那幢尖顶洋房也已不在了，代之以一排排二十四层高的摩天大楼。这些摩天大楼薄得不能再薄，每一幢都像一位身材苗条弱不禁风的姑娘，阳光下犹如穿上一身富丽堂皇的外衣，亭亭玉立迎风招展。过去的“一街两坊”，菜市场喧嚣，小吃摊位人头济济，各种店铺鳞次栉比，像那天这样的日子，满街都是插着小彩旗的蒸米糕。现在，路上几乎没有商店，马路阒然清净，除了扫地大妈不见一个人影。人们住进高楼以后，似乎都成了仙，满足于坐在封闭的阳台里，喝着咖啡隔着玻璃欣赏窗外的春夏秋冬，偶尔开窗呼吸一下随风飘来的带有黄浦江味道的潮湿空气，享受着精致、不乏奢靡的生活，根本不知晓、或者不屑知晓那拔地而起的高楼书写着怎样的故事、这座负重的城市背后有些怎样的历史。行路的作家思考着这些问题，朝书店走去，这家书店叫做飞令沙龙，是一家喝咖啡的书店。作家曾是一名教授，做过编辑，他的名头是作协给的，却徒有虚名，因为他从未出过一部书，直至退休以后，他才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写作。今天他不辞辛劳，从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地铁线那头过来，要给飞令沙龙的老板娘送份手稿。
飞令沙龙所在的大楼，在“石库门”弄堂友邦里的原址上所建，友邦里是作家的成长地。一年前，作家第一次来到飞令沙龙，坐在靠马路那扇硕大的玻璃窗下，紧靠玻璃窗晒太阳，他总觉得他的头颅里面有好多虫子在爬，要晒一晒太阳才好过。玻璃窗上，从里面用白漆喷着大写的“i love you”英文字母，第一个字母i正好落在他耐克遮阳帽上，如果从马路上看过来，像是一把尖刀插在一个人的头顶上。从吧台这边看过去，却像一幅达利的画，十六世纪的骑士堂吉诃德，头戴有尖刺的钢盔，面对光怪陆离的世界歪斜着执迷不悟的头颅。这一副景象令老板娘感到十分好笑，所以对这位作家印象深刻。
作家喜欢飞令沙龙，每当他坐在这里，那些被尘封的往事与悲欢回忆如同闸门被打开而涌现出来。
作家的父亲生前在每年的清明节，都要带他来这里，这里有因他而丧身在日本鬼子枪弹下的义勇军先烈。每次来到这里，父亲总是会将几十年积压的悲苦、愤怒、愧疚、思念等情绪在哽咽中宣泄而出，他感觉到这里枪声依然响亮，仿佛只是昨夜的事。作家从小不在父亲身边，但他始终摆脱不了父亲“臭名远扬”的阴影，始终感受得到街坊邻居对父亲轻蔑的目光和不屑的态度。好几次询问父亲到底做了什么事，父亲总是守口如瓶，能说的都是他同一辈人对他的无私帮助和英勇壮举，关于他自己的事一概不提及。父亲死后，作家经过锲而不舍地查访，终于弄清楚萦绕父亲一生的那桩日伪时期的案件，才理解父亲为什么会选择自杀。世事总是那么无奈，人性善恶不可谓报应不爽。五十八年过去了，如今他作为蔡家后代，也深感愧疚。仿佛沉睡了五十八年被一个声音叫醒，带他来到这里，这里草木青翠，高楼林立，很多人在当年流淌着义勇军热血的土地上，载歌载舞，满面春风。多数人根本不在乎他们的父母做过些什么、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过什么事，而作为他们的同龄人，作家却对此耿耿于怀，不能释怀。
那天，作家走进飞令沙龙，从手提包里取出一叠用橡皮筋捆扎得整整齐齐的手稿交给老板娘。他们在半年前有约定，作家将小说手稿分两次交给老板娘，由老板娘为作家的小说做文字录入和校对工作。老板娘接过手稿，捧在怀里如获至宝地对作家说：“谢谢你对我的信任，我会尽快将它做成文档打印出来。很荣幸，我能成为你的第一位读者。”作家十分感激，连声说，“好，你办事我放心……”说着，露出欣慰的笑意。